郑永年：“文化中产”对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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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今天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产群体过小、中产文化的缺失、文化的普遍下行已经构成了今天中国上行的最大短板和阻力。
今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人们也寻找到了各方面的原因，有些是我们不可控的，例如地缘政治的剧变；有些是我们可控的，例如政策和个人的选择。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这些原因背后更深层的根源是什么？除了不可控因素，但凡是人可控的因素都可以加以改变。如果没有加以改变，那么必然有其背后的原因。
钱钟书先生在其名著《围城》中说，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欣赏就好，不必一定明白它的出处并刨根问底。但对做学问的人或者做政策研究的人，这句话并不适用，因为这个群体就是要“刨根问底”。如果鸡蛋好吃，当然不必问是哪一只鸡生的蛋；但如果鸡蛋有问题，人们就要问，是否生蛋的鸡有问题呢？或许通过鸡了解蛋不好的原因；又或许再进一步了解到鸡本身没有问题，而是鸡的生存环境所致，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改善鸡的生存环境来提高蛋的质量。
讨论文化就是要从现实遇到的问题出发，引伸出整个因果链，推究这个长链条上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因此，文化并不虚，并不是像学界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验证”的。就人世而言，人非抽象，所有人都是文化的产物。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就人而言的，如果没有人，所有问题都将无意义。就人与问题的关系而言，文化就是“工具总和”，人们对问题的界定、诊断和解决方法都与文化有关。
在所有文明中，很难找到像中国文明那样如此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的。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教育是文化的最重要手段，“化”就是转型、转化。对文明的这种强调直到现在还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公共场合都在呼吁文明。
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文化中产”的进步
不过，对文明和文化的重视大都只反映在话语层面，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行为层面。因为文化这个概念过于广泛，本文不是全面检讨中国文化现状，而只讨论“文化中产”，即中产层面的文化。很多年前，笔者提出了“文化中产”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都取决于“文化中产”的进步。改革开放至今，尽管中产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较低，约30%，但绝对数字庞大，达到4亿人口。当时笔者指出，尽管我们有了一个中产阶层，但这个阶层只是在物质（即经济收入）意义上的，而非文化上的，即这个阶层过着中产的生活，但没有中产的文化意识。需要说明的是，如前所述，传统中国以“教育”来衡量“文明”与“野蛮”，教育也成为中国“人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本文所说的“文化中产”并不把“教育”视为这样一个衡量指标。就今天中产的人口构成来说，大都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但恰恰是这个受过教育的群体正在急剧下行。在任何社会，中产必须是带领社会上行的主体和动力，一旦这个群体开始下行，那么社会上行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会出现倒退现象。
今天，中国的中产基本上由三个群体组成，即商界（和企业界）、学界和公务员系统。而这三个群体的现状令人担忧。就商界来说，最近破灭的鼎益丰玄学投资神话很能说明问题。这是读《道德经》的案例，之前还有许许多多所谓的“儒商”案例，近几年流行不止的“阳明学”也有这个趋势。尽管类似的“神话”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灭，但依然层出不穷。尤其需要担忧的是，卷入这些投资“神话”的不是穷人，而是受过教育和已经达到中产生活水平的人士。在学界，知识的巫术化早已经变得极其普遍。例如，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书籍几乎整套重印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使得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知识的“巫术化”是一个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的、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在公务员队伍中，尽管这些年经过大力反腐败情况大为改善，但依然不缺诉诸“巫术”祈求官运发达的官员。
在西方，近代以来，也正是这三个群体构成了社会从非理性到理性转型的主体，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主体。简单地说，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理性的发展。西方的现代化，离不开理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西北大学史学家Joel Mokyr在其所著《增长的文化：近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一书中探讨了18世纪后期从欧洲开始的创新触发了之后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工业革命和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经济增长。作者想要回答的一个老问题便是这个进程为什么会先发生在欧洲，而非世界上其他地方？他认为，欧洲的启蒙运动为科学进步和创新奠定了基础。一个社会的理性文化——信仰、价值观和偏好——是核心。16至18世纪，一个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产生了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社会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去探索自然的秘密。知识共同体形成了一个跨国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学者们在不同国家间穿越、交流和传播理性思想。他认为，这就回答了创新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传统上我们所说的“李约瑟之问”。对李约瑟之问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多时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可信的说法。相比之下，Joel Mokyr的说法比较可信。这个说法和我们所说的“钱学森之问”比较接近，即强调知识和理性精神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知识群体（尤其是科学家）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为社会确立了理性文化和精神。这是近代化（现代化）的思想和思维基础，这个群体可以说第一批“文化中产”。商业化催生的商人和工业化催生的企业家便是第二批“文化中产”。工业化催生了工人阶级，而福利社会和财富增加促成了大量的工人阶层人口提升成为中产阶层。西方文化中产由此壮大，他们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更是创新的主体。无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尤其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中产阶层都是创新的主体。这种现象不难解释，创新需要冒风险、财富保障和理性精神，而只有中产以上的人群才具备这些条件。
很显然，至少迄今，中国的中产并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以企业家为例，我们比较一下中美企业家群体今天在做什么就知道中国的物质中产和美国的文化中产之间的差异了。
二、如何拯救“文化中产”的坠落
最近，中美两国业界都有一些使人叫“哇”（惊叹）的地方。美国企业家充满了“哇”的惊叹，他们“哇”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引述一些新闻即可。“谷歌再雪前耻，新Bard逆袭GPT-4冲上LLM排行榜第二！Jeff Dean高呼我们回来了”。马斯克在其SpaceX公司作年度演讲，总结2023年，展望2024，一口气说了8个方面的成就，包括猎鹰、可重用性、发射速率、入轨质量、龙飞船、宇航服、星链、星舰。连马斯克本人都说，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哇”。的确如此，例如，“‘猎鹰’火箭，我们创下了有史以来一款火箭单年发射次数最多的纪录。紧随我们之后的是苏联的‘联盟号’，一年内发射了60多次。而我们完成了96次。没有任何其他系列的轨道级火箭能在一年内发射超过60次。除了联盟号，而我们超过了50%”；再如，“最为深刻，或者说真正描述SpaceX在2023年的巨大成就的标准，就是入轨质量。你可以看到每年的惊人变化。2021年，我们略低于世界其他的总和。2022年，我们比世界其他高出一倍。去年，我们占所有入轨质量的80%。‘世界其他’，指的是美国行业的其他机构，包括欧洲、印度、中国、日本在内，并没有太多行业，且有哪家公司能做到80%的份额”？应当强调一下的是，马斯克在拿他的SpaceX公司和最强大的主权国家做比较。当然，让马斯克叫“哇”的远不止这些，如果SpaceX是为了外太空文明，其“脑机接口”项目对地球文明更具有意义。
我们的社会也充满了“哇”。但近来叫得最响的“哇”无疑是直播间了，说是一位香港明星上了大陆一个直播网红的直播间，30万张电影票不到10分钟一抢而光，造成后台一度崩溃。差不多1500万粉丝“哇”。有一段时期，一些拥有海量数据的互联网公司拼命想着如何和老百姓“抢白菜”，而不是想着实现更多的科技进步，被社会所批评。但是，现在因为今天经济变差，这样的公司转而去搞“预制菜”，同样是下行，只不过没有人批评罢了。从某宝到某拼再到网络直播，这是一个促成消费降级、经济下行的进程，也是中国民众感叹或者赞叹最多的领域。
没有人去关注“李约瑟之问”，也没有人能够回答“钱学森之问”，大家都沉浸在娱乐化的商业氛围中，其乐无穷。而大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哇”便是中产急剧堕落的表象。并且这种现象有向世界延伸的迹象，有些领域已经延伸到其他地方。中国资本“走出去”困难重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资本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含量过低。在很多地方，一旦“走出去”，中国商人便抢占了人家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地毯经济”，以过低的价格挤出当地商品。一种商品一旦被我们的厂家生产，量产不可避免，最高昂的商品也会变成“白菜价”。一旦中国式线上购物方式“走出去”，可以很快摧毁当地的商场购物方式，而后者便是人家文化中产的生活方式。尽管我们以这些“发明”为荣，但没有意识到这是下行，而非上行。
回到前面所说“鸡”和“蛋”的关系，人们可以问，是否我们只有下行的文化基因而缺失上行的文化基因？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既不正确（至少会被视为是“种族主义”），也无法验证。但是经验地看，完全不是这样。在美国，高端芯片发明和制造商很多都是华人，硅谷独角兽企业很多都是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华人也不在少数。那么，是儒家文化的原因吗？更不是。日本和韩国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经济，这两个经济体同样充满创新向上的动能。
这完全是中产堕落的结果。我们的知识界失去了文化想象力，把想象当成现实，文章越写越漂亮，越来越诗化，但离现实越来越远。我们的企业界失去了文化想象力，内卷成风，恶性竞争，不仅自身的中产地位难保，也破坏了社会的中产基础；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失去了文化想象力，把握不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理解不了时局给与自己的使命，要不就是躺平，要不就是失去了责任担当。
但再进一步说，中产失去文化和文化想象力也是社会整体环境使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来营造中产文化的一个良好体系环境。例如，我们需要保护社会的制度，即“保底”，也就是“软基建”建设（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如此，我们可以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中产可以免受来自民粹主义的巨大压力；又如，我们需要“扩中”，一方面扩大中产人口基数，另一方面提供保障中产的制度，也是“软基建”，如此，我们可以保障和激发中产的创新精神；再如，我们需要“上不封顶”的政策，鼓励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如此，保障有充足的资源来再投资，或者培养伟大的慈善家。
一句话，国家未来的进步取决于文化中产。当中产不再无限下行，当物质中产具有了文化精神的时候，社会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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